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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比较

赵庆秋

2023年06月14日 04:29

李成旺
《马克思主义研究》

通过系统探赜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而寻求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科学路径,构成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哲学探索的价值旨归,历史唯物主义即是对“历史-自由”问题作出重大理论创新的思想结晶。《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此后,随着工人运动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多部著作中对其不断丰富完善,《哲学的贫困》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及劳动者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基础上分析了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揭示自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价值和理性双重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作用、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经典表述,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以所有制状况为标志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论》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过程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以及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实现自由的必然性,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微观验证与理论升华;《反杜林论》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了人类早期历史发展的过程,指出国家随着阶级消灭和共产主义胜利而消亡的必然性,进一步验证并发展了从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解读人类历史规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40年之后恩格斯所撰写的《费尔巴哈论》,针对德国唯心主义的复兴以及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通过完整揭示唯物史观变革过程,进一步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何以体现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和发展史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均始自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也都把揭示人类历史何以是生产-劳动史作为理论旨归,成为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变革及其理论实质的较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那么,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何种理论关联?《费尔巴哈论》在“理论具体”层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何种丰富与发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我们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中完整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批判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前提到揭示哲学发展的物质动因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观实现哲学变革的积极成果。作为“近代对理性和自由的追求的哲学表现”,德国唯心主义在哲学前提上彻底撇开经验因素,完全基于逻辑优先性,把“自由的、自我规定着的、自我批判的理性”确立为人类生活的最高权威,从先验的观念、精神和意识实体出发,通过严密自洽的思辨体系的建构来寻求知识的基础、道德的依据以及历史的未来,进而确立把握世界的最终依据并借此安顿人的存在意义。由此,德国唯心主义基于先验理性重构历史哲学,把人类历史解读为理性原则自我实现的历史,或者是精神发展的历史,抑或是宗教变迁的历史,实际上是把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确立为考察人类历史的逻辑前提,归根到底“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因此,揭示德国唯心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及其生成机制,从一般原理层面考察观念、意识、精神的来源,就成为彰显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转换的重要环节,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共同叙述逻辑的首要内容。

就《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言,一方面,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揭示德国唯心主义的非实践性,进而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叙述前提。青年黑格尔派秉承德国唯心主义思维方式,基于思想、观念、意识对世界的独立性和决定性地位,认为德国落后的根源在于思想、观念和意识的落后,是德国民众深受基督教影响的结果,而“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的庇护所、最后的理性支柱”,其结果就是试图通过超越黑格尔哲学进而找到改变落后现实的方案。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宗教批判的理论立场,“宗教总是被看做和解释成这些哲学家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他们以为将外在的神或客观精神转向人的独立的自我意识,就可以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尽管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的批判终究“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仅仅停留在“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实际上是以一种词句反对另一种词句,而“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因此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因而,真正超越德国唯心主义并创立新的历史哲学,进而为人类自由与解放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便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主旨和使命。

另一方面,基于人与动物的区分,确立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以及探讨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进而揭示意识的被决定性,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唯心主义逻辑前提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尽管“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但人类历史展开的真正标志恰恰体现在,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就必须把“现实的个人”而不是德国唯心主义所说的观念、意识、精神等作为考察历史-自由问题的前提,举凡社会历史领域的一切现象均必须透过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才能加以解释和把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意识、精神、观念的被决定性。第一,精神、意识需要语言这一物质载体,而语言本身就是“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第二,语言是社会交往的迫切需要的产物,而社会交往又是出于生产实践的需要,所以语言是生产实践的产物。第三,精神、意识的丰富性是由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所决定的,精神、意识不断获得独立性源自分工的发展,真正的分工形成的标志就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而“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第四,尽管精神逐渐获得独立性并能够自主创造自身的理论,但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其根源恰恰“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第五,“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既然意识、精神、观念由物质生产状况所决定,始终受社会存在状况制约,那么德国唯心主义“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进而“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基于精神、意识的先在性去解读历史并寻求人的自由的实现路径,显然是对历史真相的重大误读,也不可能找到实现人的自由的科学路径。作为超越德国唯心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所寻找到的实现人类自由的科学路径,就“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途径,而是不仅“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而且“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实现。

《费尔巴哈论》同样把对作为德国唯心主义逻辑起点的意识、精神、观念产生根源的探讨,作为超越德国唯心主义的重要环节,首先揭示了作为德国唯心主义集大成的黑格尔辩证哲学所蕴含的内在逻辑悖谬,以及由此带来的其革命性与现实性之间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以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出场前提的叙述逻辑。其论述主要从如下五个方面具体展开。

其一,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被宣布为绝对真理的体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黑格尔概念辩证法所蕴含的革命维度体现在它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并且“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另一方面,黑格尔通过建立体系哲学来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表现为绝对观念经过逻辑学并外化为自然和精神进而返回自身的过程,认为以此封闭的体系就可以解决思维中的一切矛盾并达到绝对真理,最终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

其二,黑格尔体系哲学在认识领域的内在矛盾必然反映到对人类历史的解读上,按照黑格尔辩证哲学,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但是体系哲学本身又“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预示着它在历史认识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内在矛盾。

其三,黑格尔辩证哲学认为,在实践行动领域不存在完美的社会和国家,每一历史状态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终究将被人类历史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更高阶段的历史状态所取代,但是体系哲学既然规定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上也一定达到了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绝对观念的地步”,并且它对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只能通过等级君主制来实现,这显然与“没有完美的社会与国家”的理念发生了冲突。

其四,黑格尔建构哲学体系旨在化解思维与存在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解决意味着人们对绝对观念的认识达到了绝对真理,进而意味着世界历史的完结,这就与世界历史现实“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之间形成了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

其五,黑格尔辩证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过程之中,但其自然哲学又指出,“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这不仅蕴含着自身内在的理论矛盾,同时与自然界发展的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

恩格斯认为,以逻辑在先为主要特征的黑格尔辩证哲学存在着固有矛盾,意味着其革命性根本无法得以实现,而只有真正实现了革命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才历史必然地成为超越德国唯心主义、代表时代精神发展的新哲学。可见,《费尔巴哈论》对德国唯心主义自身逻辑悖谬的阐述,实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出场前提探讨上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费尔巴哈论》进一步历史地探讨了作为德国唯心主义逻辑前提的意识、观念、精神的发展受到自然科学、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的内在机制,在“理论具体”层面凸显了意识、精神、观念产生与发展的物质动因。这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意识自觉的程度受制于科学的发展和现实生产力进步的水平。恩格斯指出,在不了解自己身体构造、科学水平很低因而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下,人们形成了灵魂寓于肉体并在其消亡之后随之脱离而独立活动的观念,最初的神的产生以及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发展,都是“灵魂不死”观念的表现,由此孕育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朦胧意识。而正是随着地理大发现等事件所引起的近代世界的到来,世界市场要求以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因而必须进行科技革命,这一现实需求使得摆脱神学和教会对知识创造的束缚成为历史的必然。正是理性摆脱神学的现实需要以及科学的发展,才使得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意识自觉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第二,指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才获得真正解答。恩格斯认为,尽管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哲学家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一方面作出了肯定回答,但黑格尔认为,只有认识“世界的思想内容”,才能达到绝对真理。休谟和康德对上述问题持不可知论立场,但这一立场随着实验和工业的发展在实践中已经被驳倒,由此恩格斯明确指出现实实践是检验“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的有力武器。

第三,阐明了哲学的发展主要源自“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恩格斯指出,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近代哲学发展史上,唯心主义所经历的从笛卡尔哲学到黑格尔哲学的发展,在现实科学与工业的进步以及现实斗争实践面前已经失去生命力,而唯物主义也随着现实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每一次形式的改变都是由自然科学领域划时代的重大发现所导致的结果,充分表明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的形式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哲学的进步根源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第四,揭示出唯物辩证法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超越是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重要体现。恩格斯指出,19世纪50年代,随着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转变,黑格尔哲学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旧唯物主义同样也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此后,自然科学进步必然要求唯物主义改变自己的形式,但是庸俗唯物主义没有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费尔巴哈也不了解历史的自然观。19世纪70年代之后,自然科学达到“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成的地步”,认识材料以空前规模被提出,到了19世纪80年代,整理材料方面也出现新突破,因而历史的自然观就成为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同样,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发展观点也被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解上,真正使历史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由此孕育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

可见,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阐明德国唯心主义的非现实性以及作为其逻辑前提的观念、意识在生产过程中的被决定性,进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那么,《费尔巴哈论》则在“理论具体”层面揭示了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悖谬,特别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实质性发展何以随着科学、工业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进一步回答了“意识何以没有历史”这一重大问题,把唯物主义真正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有力地彰显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髓。

二、从对费尔巴哈“感性活动”视野缺失的批判到对其抽象人本学的揭示

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批判,是《费尔巴哈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又一共同主题,揭示《费尔巴哈论》较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一主题上的理论推进,是完整呈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历程进而把握其基本精神的必要环节。尽管费尔巴哈通过强调感性优先实现了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转向,但最终在历史观上仍无法避免落入唯心主义的窠臼,而从根本上揭示费尔巴哈无法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因而找不到自由实现路径的深层根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史上完成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进而阐明实现历史观变革必要性的极其重要的环节,更是我们把握旧唯物主义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必然性的重要前提。

《德意志意识形态》“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它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心史观的批判,仅限于指出费尔巴哈“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此不了解周围的感性世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而只能从自然关系视角对人进行抽象化解读,不能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正确把握人的本质,其结果是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他显然不可能找到实现人的自由的科学路径。而《费尔巴哈论》则系统探讨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现,也即其宗教哲学和道德哲学何以陷入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深层根源,揭示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历史观特别是其自由观的理论误区,由此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和科学性,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学派分裂过程中只有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但是,费尔巴哈虽然认识到黑格尔哲学“逻辑在先”思维的局限性,却因为不了解唯物主义及其发展史,反而把唯物主义和存在着机械性、非历史性局限的18世纪唯物主义,以及它在19世纪的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因此他就不懂得吸收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费尔巴哈通过宗教变革来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思路表明,他依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无法完成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变革。

费尔巴哈基于对基督教的批判而试图展开新哲学的建构。“费尔巴哈的出发点始终是作为感性存在而现存的每个经验的个人”,认为正是个人的现实需要催生了神学,“宗教的根抵和起源就是人的依赖感……没有利己主义,也就没有依赖感”,而基督教的产生无非源于人们“绝对幻想的愿望”,其信仰对象体现为“一个包罗一切的满足”。恩格斯指出,由于不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费尔巴哈仅仅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来解读宗教,认为旧宗教无法真正彰显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等自然欲求关系,只能诉诸“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寻求真理,由此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有鉴于此,费尔巴哈主张,只要基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自然欲求关系,建立能够真正回归人的本质的新宗教,就能够摆脱旧宗教对人的束缚进而实现人的自由。

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存在如下逻辑悖论:其一,“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而宗教对性爱的态度却经历了一个变化。其二,现存的宗教只不过充当婚姻立法神圣化、合法化的角色,很多宗教随时会完全消亡,但“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其三,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法国大革命期间基督教在法国几近消失,但并没有出现费尔巴哈意义上的所谓新宗教。可见,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去理解宗教,是费尔巴哈宗教哲学陷入悖论的原因,这其实仅仅是蒙昧时期人们形成的认识,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对宗教的解读应当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但费尔巴哈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不能直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以相互倾慕为基础关系的本来面目,而是依然把“联系”这一“宗教”的词源学含义作为出发点,以为凭借新宗教使自然属性上的联系——即男女之情欲、意志、感情等感性欲求关系——神圣化,就能彰显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完整意义,进而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为新宗教取代旧宗教的历程。恩格斯指出,这实际上根本不能揭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正实质,这种基于自然先在性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恰恰导致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

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分析了费尔巴哈道德论的抽象性。费尔巴哈基于“感性在先”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没有幸福就没有德行……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的基础”,因此将追求幸福的欲望视为一切道德的基础。恩格斯认为,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只有既满足自身的欲望也不妨碍他人同样追求幸福的欲望,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自由,因此,费尔巴哈的道德原则就只能表现为“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但实际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一原则在现实历史中从来没有实现过,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废除了封建等级特权,从法律上确立了平等原则,但由于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它所关心的只能“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因此,资本主义无法满足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道德学说根本不具有现实性。

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看不到道德作为历史现象的真正实质,基于自然属性解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导致其对人作了抽象化解读,这种离开社会关系视角所建构的道德论注定是肤浅和贫乏的,不但看不到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的杠杆作用,而且他基于唯物主义自然观所建构的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抽象道德原则,注定也是软弱无力的,由此只能诉诸“只有当你放弃基督教,那么,你才会得到共和国的权利”,以此来实现人的自由,这显然根本不具有任何现实性。而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费尔巴哈“对人以爱”的道德哲学的革命性也就丧失殆尽了,这表明他根本无法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主要指出费尔巴哈哲学不能从“感性活动”视角解读人的本质,因而存在历史与现实相割裂的局限性,那么《费尔巴哈论》则详细探讨了费尔巴哈基于唯物主义自然观所建构的宗教哲学与道德论的抽象性。由此,逻辑地揭示出真正超越费尔巴哈就必须“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唯此才能彰显出唯物主义的革命性,真正找到实现人的自由的科学路径,这无疑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阐发。

三、从对全面生产理论的阐释到对历史发展的经济根源的探讨

在对德国唯心主义的批判中科学阐明解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逻辑,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论》阐述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环节。《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揭示德国唯心主义的非现实性及其哲学前提的产生根源,基于现实的个人及其全面生产理论,呈现出人类历史何以是生产的历史这一真实图景,阐明了历史的前提、过程、动力、主体、主体目标及实现路径,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何以根本上体现为通过改变现实所有制关系来实现其革命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统一。《费尔巴哈论》则进一步揭示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不断变化的经济根源,特别是随着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发展德国唯心主义发展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程,以及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着重探讨基于“感性在先”的费尔巴哈人本学无法通向人的自由实现的深层根源,进一步彰显了“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实质的阐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基于全面生产理论系统探讨了历史的前提、动力、过程、主体、主体目标及实现途径等历史哲学核心内容,彰显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超越德国唯心主义过程中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第一,明确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展开的起点,也是我们考察人类历史规律的逻辑起点。因此应当“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超越了德国唯心主义“逻辑在先”的思维范式。第二,指出人类历史不是德国唯心主义所强调的思想史,而是表现为由“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发展。因此“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第三,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体现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德国唯心主义所认为的精神或意识的内在逻辑矛盾。第四,强调人类追求的历史目标的实现必须诉诸现实革命。因为“‘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它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因此“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超越了德国唯心主义精神解放理论。第五,指出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因为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不能像迄今为止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那样,由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必须消灭带来人的不自由现实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这只能诉诸由于大工业以及近代社会矛盾所产生的这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因为这个阶级“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因而具有最强烈的革命诉求,表现在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表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在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过程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进而超越了德国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费尔巴哈论》则在此基础上阐明了自然科学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重点揭示了构成历史因素的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不断变化,特别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必然性的物质动因,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现实性与革命性有机统一的真正根源,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恩格斯指出,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抛在一边,而是基于“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的原则,真正做到了“按照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自然界和历史,因此就把唯物主义“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费尔巴哈论》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方法论上以生产辩证法超越概念辩证法。恩格斯指出,作为德国唯心主义思想顶峰的黑格尔体系哲学体现为一种纯粹的概念辩证法即“概念的自我发展”,而作为其起点与终点的“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恢复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是由于它把唯物主义真正贯穿到一切领域,以唯物主义辩证法取代概念辩证法,使得“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中概念辩证法本身也“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而历史发展过程根本上体现为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而不是概念的运动发展过程,因此这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实际上就是生产辩证法。

其二,指出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变化源自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恩格斯指出,德国唯心主义彰显出概念自身发展的辩证法,其进步意义体现在促使“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的辩证法思维成为近代哲学的共识,而这种从旧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变革,实则源自自然科学的进步。

其三,指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精神动因背后的物质动因。恩格斯指出,与自然发展史不同,社会发展史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而真正揭示“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便成为把握历史规律的重要环节,为此就要揭示引起人民群众、每一民族中的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动机,而不管这一动机是以何种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的。现代社会历史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表现为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也都必然具有政治的形式,但它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而作为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权力来反映市民社会要求的国家的意志,则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其四,揭示了上层建筑的变化源自经济基础的变革。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尽管表面上呈现为能够独立地发展、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但实际上任何思想的发展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具体体现在:首先,“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国家,就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领域,“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其次,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要通过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同时“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因此,作为意识形态另一重要内容的法律也是由经济关系状况所决定的;最后,以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呈现的意识形态尽管离物质经济基础更远,其中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因此导致它们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但其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依然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终归也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

《费尔巴哈论》在揭示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本身的逻辑理路及其理论局限的基础上,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超越过程是自然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方面,并将其贯彻到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的理解之中,消灭了传统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才实现了革命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结合。作为“在劳动发展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工人运动实践,也必将在工人运动实践中呈现其革命性力量,因此,“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费尔巴哈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无疑将使我们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视阈中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进而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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