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天府早报》以将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记者云源根据对我的采访撰写的报道《张飞是曹操的侄女婿》。由于标题比较新颖,顿时引起媒体的注意,众多报纸、网站纷纷转载。当天,便有好几家报社打来电话,或提出问题,或要求采访,或向我约稿。随后,听说日本、新加坡等国的报纸、网站也转载了这篇报道的内容,接着又听说有网友对此发表议论,表示不以为然。媒体的迅捷反应和广泛影响令我惊讶,中外广大读者对三国文化的爱好和关心使我高兴;而我虽然也上网,但主要是收发电子邮件,浏览重要新闻和“国学网”、“学术批评网”等个别网站的学术信息,基本上不看各种网上论坛,从不参与聊天(主要是为了节省时间),因而难以全面了解网友们的议论,更无法一一回应。为此,特撰此文,向中外广大读者、各方媒体和网友们作一些说明。
我从1981年下半年开始研究《三国演义》,迄今已经二十二年多了。1998年3月,韩国学术刊物《中国小说研究会报》发表《沈伯俊教授访谈录》,其中谈到我研究《三国》的动机:“我之所以从事《三国演义》研究,主要出于这样的认识:《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我有责任在这方面认真钻研,为推动《三国演义》研究作出贡献。由于我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率先发起对《三国演义》的重新研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以后,学会日常工作又一直主要由我承担,我既希望保持在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又有义务全面了解研究发展的情况,一些报刊和出版社也经常约我写有关《三国演义》的论著。这样,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都促使我在《三国演义》研究中不断努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并且提到:“我的研究方法,可用一句话概括:‘循序渐进,知故求新。’”“我的研究态度也可用一句话概括:‘全面观照,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这些年来,我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等。还校点了《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话》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
二十多年来,我极少出门,极少应酬,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读书写作上,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在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的《后记》中,我写过这样几句:“朝迎启明,夜伴孤灯,寒宵独坐,其累何如;青丝渐消,华发暗生,病痛袭人,其苦何如;然而,看到工作一步步前进,其乐又何如!此中滋味,可解道分享者,惟有知音!”令人欣慰的是,在寂寞而艰辛的跋涉中,在海内外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中,我赢得了许许多多的知音!
二十二年来,在系统研究《三国演义》的过程中,我发表了学术论文大约80篇,其中有30来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我还发表了有关《三国》的学术随笔、札记、鉴赏文章140余篇,其中也有一些被转载、介绍。从1983年起,这类兼具学术性、知识性的文章以系列文章的方式,先后在《成都晚报》、《四川日报》、《四川政协报》、《文艺学习》、《社会科学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连续刊载,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其中的绝大部分,收入了《三国漫谈》和《三国漫话》两书(《漫话》是《漫谈》的增订本)。这类文章,是我研究《三国演义》和三国历史的副产品。我的写作态度是:以自己多年的研究为基础,以群众感兴趣、想知道而又说不清楚的问题为切入点,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广大读者提供正确、有益、有趣的知识,使大家在愉快的阅读中增长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在《三国漫话》的《代前言》中,我这样写道:“说实话,这些文章虽然大家读起来比较轻松,但我写起来却并不轻松。自知才气不足,无法运笔如风一挥而就,也不敢满不在乎随意为文,只好多熬点夜,多查点资料,多花点心血。”可以说,我是怀着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真诚愿望,严谨认真地从事这类写作的。
作为一个书斋型的学者,我已多年没有接受过报纸的采访。这次《天府早报》的报道,是由于云源看到我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上发表的《〈三国演义大辞典〉前言》,得知经修订、增补而成的《三国演义大辞典》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因而前来联系,希望采访。我们谈了两个小时,我介绍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治学态度和学术成就,回答了他提出的若干问题,并送给他一本《三国演义新探》,一本《三国漫话》。他对《漫话》中《曹操和张飞是亲戚》一文感到新奇,遂以之作为新闻由头,写成那篇报道。我当然感到没有突出采访重点,学术含量不足,但对报纸来说却符合其吸引读者的需要。其实,《曹操和张飞是亲戚》一文并非我的“新发现”,更不是我的研究重点,当然也不能代表我的学术成就;它只是我阅读《三国志》和裴松之注时看到的一个事实,早在1989年就已发表于《文艺学习》当年第5期上,又先后收入《三国漫谈》和《三国漫话》两书,只是过去许多读者没有注意而已。所以,在回答几家报社提问时,我一再明确表示:这一事实在我并非“新发现”,而对一般读者则可能是一个有趣的新材料。我想,这样的说法是实事求是的。
需要指出的是:《天府早报》的报道,基本上根据《三国漫话》中的三篇文章,加以组合写成(另外两篇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曹操形象》、《张飞字“翼德”还是“益德”?》)。作者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大致反映了原文的内容,没有歪曲(仅有个别错字,个别不准确的用词)。不过,遗憾的是,报道过分看重新闻价值,而没有全面反映我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出于“吸引眼球”的意图,他使用的副标题《成都三国专家沈伯俊潜心研究20年,昨向本报独家披露惊人发现》也不够准确,便有可能使人误解,以为我“潜心研究《三国演义》20年”,就只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惊人发现”。当然,文章介绍了我的简历和主要著作,有助于直接看到《早报》的人们更全面地掌握其内容;但因许多报纸和网站只转载了报道的要点,并强调“惊人发现”,更容易导致片面理解。有的网友既不了解我的治学经历、治学态度和研究成果的全貌,也没看到《天府早报》那篇报道的全文,仅据个别转载文章的片断内容发表议论,未免与我的实际情况不符,甚至大相径庭。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根据上面的叙述,更全面地了解有关情况。
通过此事,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学术研究是神圣的事业,需要的是真诚执着和实事求是。我始终坚信,人生的意义,学术成果的价值和生命力,最终都将接受历史的检验和人民(包括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评判。为了推动“《三国》学”的发展,为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将继续努力,努力,再努力!
第二,我历来认为,媒体对学术研究适当宣传是应该的,也是有益的,但不赞成“炒作”之说。对《天府早报》的好意,我要表示感谢。不过,媒体在重视新闻价值的同时,也应重视学术报道的准确性、全面性。只有在准确、全面的基础上求生动,才能彰显学术的风采,获得更好的效果。
第三,媒体的热烈反应恰好证明: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实现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对三国文化,对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确有进一步加以普及的必要。
不知读者诸君认为如何?
2004年1月17日凌晨 于锦里诚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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