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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写作年代新探

赵庆秋

2017年05月17日 12:00

周秉高
光明日报

 

  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著(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当怀王十六年,张仪相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近代以来尤甚。《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和“一死决心”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胡念贻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十分有力,今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纠缠。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因为作品中所写当时楚国的君王,也就是诗人要效忠的君王是怀王而非顷襄王。这点对于判断《离骚》的写作年代十分重要。《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历史文献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从即位到顷襄王三年“怒而迁”屈原为止,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相反,怀王生前确实对屈原的态度有过多次变化,时而信任,时而怀疑,《屈原列传》等史料对此均有记载。另外,《离骚》中表达出的对当时楚王的感情是那样的热烈、忠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诗中这类热情洋溢的诗句显然只能适用于怀王。因为屈原在顷襄王朝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顷襄王也一直没有重用他,所以君臣之间不可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而作《离骚》时的屈原与怀王君臣关系已十来年,怀王还曾几度信任、重用过他,君臣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这些诗句有力地证明,《离骚》写作之时,怀王还活着,正处壮年,还在执掌楚国的政权,而且屈原对他充满希望,还愿意为他驰骋效劳,当开路先锋。所以说,除历史文献证明外,《离骚》文本也证明刘向的观点是可靠的。

 

  屈原是在楚怀王十六年作的《离骚》,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这个写作时间是在秋天。

 

  清人李渔《闲情偶记》有云:“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离骚》中也有即景生情的内容,而《离骚》中写到的景色正是秋天之景。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离骚》通篇未言“冬”。言“春”者仅有两处,曰“溘吾游此春宫”“春与秋其代序”。“春宫”是建筑名词,“春与秋”泛指时间。言“夏”者亦只有两处,曰“夏康娱以自纵”“夏桀之常违兮”。显然,这两处的“夏”均指朝代名,而非指季节。但是,《离骚》实实在在地写到了秋天的景物:“扈江离以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这两处之“秋”,确实是指季节。从情理上讲,屈原不可能在春天、夏天或冬天来讲“纫秋兰”或“餐秋菊”,因此,只能理解为“即景生情”。

 

  《楚世家》记载:“(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其原因是:“(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这段记载中的张仪“称病不出三月”,自然是指楚怀王十六年的冬天。

 

  再逆推上去。从“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和被张仪诓骗之后“怀王大悦”“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等记载看,此二位君王急迫之情溢于纸上,其时间不会拖得太长。此事在张仪“称病不出三月”之前。由此可知,刘向《新序》所载的“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的季节应该是秋天。

 

  《抽思》写屈原无过被逐,忧思难抑,抚今思昔,夜不能寐。全诗写了两个夜不能寐,一个是“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何回极之浮浮”,一个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后一个“抚今”,在孟夏之夜,是写眼前之景,故用“望”字领起;前一个“思昔”,在秋风之夜,是回忆放逐前夕的情景,故用“思”字发端。诗人在“思昔”时唱道:“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此处所讲之“横奔”,与《惜诵》“欲横奔而失路兮,盖志坚而不忍”中之“横奔”,性质完全一样(“不以礼出也”),连前后表达的内容也相似,可见《抽思》所“思”的秋风之夜,当是诗人写作《惜诵》之时。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诗人写作《惜诵》之时,已经受谗被疏,但尚未离开郢都,只是“欲”“愿”而已,他思想斗争十分激烈,一度有意不遵礼数拂袖而去(“横奔”),即与君王彻底决裂,但最终理智占了上风——“盖志坚而不忍”“览民尤以自镇”。这正是诗人写作《离骚》前夕的情景,所以可证《离骚》作于秋天。

 

  从古代刑法角度看,古人看重“春生秋杀”,以为“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礼记·月令》载云: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等等。这些记载均证明,古代判决罪犯一般都在秋天。“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放逐”,据《尚书》所载,是所谓“宥五刑”的一种手段,其判决时间当然也在“仲秋”。《离骚》作于被判放逐之际(“吾将远逝以自疏”),因此创作时间也自然是在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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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17日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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