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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赵庆秋

2018年07月05日 12:00

李杰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从史学史的角度探讨史学研究范式的论文已经不少,但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似未见到。作者运用库恩同时主要是莫兰的科学研究范式思想,以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及他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对象和方法,归纳概括出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样式,另辟蹊径地对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作了一番解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联系史学界对历史主义史学的认知现状,阐释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特殊性和“如实直书”的概念,简要地对其现实意义进行了评析。

 

   词: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如实直书/辨析/评价

 

  作者简介:李杰,男,云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界定

 

  19世纪,历史学知识作为人类获取智慧的主要来源备受推崇,这和历史学在19世纪取得的成就分不开,其中又是和一个占据了史学主流地位的学派——兰克学派分不开。“兰克是奠定了历史学的现代研究的那个时代的代表。”[1](P357)对兰克学派,史学界有多种指称,如批判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实证史学、历史主义史学等。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历史主义史学这一称谓,并将兰克学派所代表的史学研究范式称之为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什么是历史主义?学界也有多种界说。本文采纳的是:历史主义是一种和启蒙运动所标榜的自然法体系观念相对立的思想,它设定人的本性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能说清楚,研究历史是探究人类事务的唯一方式。历史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而人的活动受到人有目的的思想支配,因而人的活动是特殊的。由于人的活动是特殊的,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历史时代也是特殊的,特殊性是历史的基本属性。认识历史,要从认识历史的特殊性开始。另外,历史主义还认为,人的活动处于各种相互联系中,不存在孤立发生的人的活动。每一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历史时代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这些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历史的普遍性或必然性。历史特殊性中内含着历史普遍性,在弄清历史特殊性的基础上,就有可能真正认知历史的普遍性或必然性。历史主义研究权威迈纳克(也译作梅尼克、迈内克)为历史主义所下的定义正是从上述角度做出的。迈纳克指出:“个体与个体发展结合在一起,乃是使历史研究具有特色的两种基本观念,它们在最好的意义上就被称之为历史主义。”[1](P436)

 

  虽然历史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思想,并在近代受到德国新教主义的滋养,但直至19世纪,历史主义才在与自然法体系观念的碰撞中产生出重要结果,兰克学派成为历史主义的集大成者。迈纳克指出,历史主义“在兰克的业绩中达到了它的顶峰”。[1](P437)历史主义史学的一大特点是,做得多,说的少,它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实证研究上,而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较少有系统的、概念化的阐述。①对什么是历史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后人在理论上探讨也不多,但这并不等于历史主义史学没有方法论,它只是把概念、观念隐藏在一贯的研究行为中了。本文的目的就是期望将这一方法论阐述出来。

 

  美国科学史专家库恩指出,科学和研究范式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当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改变,科学研究事业就得到发展,或者说,科学是在科学研究范式的推动下发展的。对于什么是科学研究范式,他指出:“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同时,这种成就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规范’。”[3](P8)还说:“有了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3](P9)库恩这里所说的“规范”,与“范式”是同义词。②库恩是自然科学史研究专家,但他谈到的科学与范式的关系,不仅针对自然科学,也包含了历史科学。他曾解释道,他“提出的科学观还对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领域和社会学领域,都可能有作用”。[3]()作为史学工作者,库恩给我们的启示是: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和转换,可以作为衡量历史学发展的标志。鉴于史学发展和史学研究范式存在的内在联系,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没有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就不会有历史学的确立及发展。

 

  法国思想家莫兰对库恩的思想有新的阐释,在他的研究中,科学研究范式的属性得到更为具体化的表达。莫兰指出:“自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库恩提出他的创见之后,科学的发展就不再被看作是通过积累知识进行的,而被看作是通过改革知识的组织原则进行的。”[5](P103)莫兰这里所说的知识组织原则,指的就是科学研究的范式。他认为,有什么样的科学研究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科学。莫兰对范式的含义、特征、用途、局限等,比之库恩有更为具体和明确的阐述,通过学习和运用莫兰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历史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式揭示出来,清晰地把握历史主义史学的科学特征。

 

范式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定义?莫兰指出,在一定时代的科学实践中,科学家遵从科学研究的理性逻辑要求,常常会在事实与价值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一些初步的概念、原则、行为模式,当他们得到某个杰出人物系统化、理论化的整理和提升,并在实践中取得重大突破和成就后,其合理性、科学性便成为一种时代共识,成为人们进行科学研究固定的原则、方法、价值判断、认知方式和目的要求。这种相对固定的科学研究行为规范,就可以用科学研究范式来表达。莫兰还精辟地提出:“范式由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和他们之间的一定类型的极其有力的逻辑关系构成。”[5](P59)这是莫兰在库恩科学研究范式基础上提出的富有创见的思想,它深化、丰富、具体化了科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如果说库恩主要是在科学认识论层面创建了科学研究范式,那么,莫兰则是从科学方法论层面发展了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根据莫兰对范式的定义,我们对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概念、关键概念、关键原则以及贯穿其间的逻辑推理做出如下分析和界说,以建立和解释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样式。

 

  二、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概念

 

  个别的就是普遍的,是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概念。它规定了个别性处于历史认识的核心位置,并由于主张事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将事件定义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主导概念,是兰克在批判当时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历史进步观念的过程中形成的。兰克的批判展现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主导概念的内涵。

 

  迈纳克曾指出,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西方人的政治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深刻冲突的红线,即一方面,是关于一个普遍支配全部思想的自然法体系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是历史和政治生活的不可规避的事实,两者彼此碰撞。理性主义历史观即是自然法体系观念在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体现,它将一部人类历史视为理性发展的历史,用“理性”这样一个哲学概念来概述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兰克指出:“黑格尔学派提出过一些理念,根据这些理念,人类历史如同一个充满定律、矛盾、调和、积极事物和消极事物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6](P8)兰克举例道,如费希特用理性发展的五个阶段划分一部世界史:即理性作为本能的统治阶段;理性作为外部权威的阶段;从理性的外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阶段;理性作为科学的阶段;理性作为艺术的阶段。兰克认为,这种做法把人类历史各个时代的精神或原则都看作是同一的,是不对的。它无视历史事件的个别性,故不能说明各个历史时代的特殊性。兰克强调,人类的各个时代都是特殊的,都有自身的独特价值。他说:“每个时代或谓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有其特有的原则和效能,而且都有资格受到尊重。”[6](P7)他举例道,西欧中世纪僧侣等级制度统治时代之后出现的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可以把罗马—日耳曼民族看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按照预先确定的哲学规则而是顺应持续变化的时代趋势生机勃勃地发展着。”[6](P81)

 

  和兰克齐名的另一历史主义史学标志性人物布克哈特,亦从上述兰克思想的角度,针对当时的历史观念对“幸运”与“不幸”两个概念的运用,谈到理性主义历史观忽视个别性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习惯于把生活中发生的一切用幸运和不幸两个概念来加以区分,并且想当然地把这种划分法强加到以往的时代上。”[7](P239)这样做,“似乎整个世界以及世界历史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才存在。每个人都以为他所处的时代实现了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他不愿意承认他的时代不过是时间长河中转瞬即逝的一个波浪而已”。[7](P247)

 

  兰克还批评当时的历史进步观念把历史看作直线上升的运动是错误的。他反驳道:“有关进步的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事物,也无法用这种概念来解释世纪之间的关系。”[6](P10-11)“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呈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更像是一条按其自身的方式奔腾不息的长河。”[6](P8)每一个世纪中都有占统治地位的趋势,我们不能说,这一个世纪是服从另一个世纪的。他举例说,13世纪时,西方正在教会力量的支持下将社会统一起来,而此时,东方国家却正衰退为彻底的野蛮状态。同时蒙古人向西方不断进犯,这证实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进步十分罕见。对此,布克哈特亦补充论述道,有些人“喜欢对以前时代的道德作一个概括性的臆测。在这些人看来,人在本质上是好的,不过,人的优点一直未能得到宣扬,而一旦有了把这些长处张扬出去的能力,那么他就应当不遗余力地让世界了解这些优点”。[7](P60)

 

  出于纠正上述历史观念偏差的目的,历史主义史学提出:历史研究不能从观念出发,以观念为归宿;只能从事实出发,并以事实为归宿。它主张,事实都是个别的,事实构成历史,因而每一时代也是个别的。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这是其他时代无法混同的。但时代的个别性并不排除普遍性,而是和普遍性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历史是延续的,个别时代的影响会延伸进其他时代之中,而一旦它对其他时代产生了作用,其个别性就不再是个别的了,而是具有了普遍性。在这一意义上,历史的普遍性存在于事实之中,存在于个别之中。“个别的就是普遍的”这一历史主义史学的主导概念由此发端和形成。

 

  兰克曾在说明他撰写世界史的方法时阐释了这一观点。他论证道:“世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著作:在这著作中,乍一看,人类事务的一般联系是很模糊晦涩的,而实际上这些联系在事务发展演变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确认这种联系,追踪那些伟大事件的后续发展及结果——这些伟大事件将所有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左右着这些国家的命运——就是‘世界历史’这一科学的任务。”[8](P114)这里,兰克十分明确地说明了阐释历史的普遍性是撰写世界史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他从未用堆砌国别史的方法撰写过世界史,在他看来,那样无法实现阐释历史普遍性的目的。布克哈特也有类似论述,曾说:我们对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认识,它除了作为专门的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个特殊的领域之外,它还可以作为普遍的历史知识“有助于我们了解处于变化状态的人类精神;此外,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分散的知识之间原来的有机联系,那么我们就掌握了这种永恒的人类精神的连续性”。[7](P14-15)对历史主义史学所持有的上述主导概念立场,美国著名西方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曾一语道破,指出:“兰克相信历史学也要探寻普遍真理,但这一真理只能通过个别来理解。通过使自己专注于个别,他就试图‘直截了当地’表述一般。”[9](P87)

 

  作为一代宗师,兰克在他的历史研究中运用了历史主义研究范式,这可以通过兰克的著述《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得到最初印象。《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是一部世界史著作,被公认为是展现兰克史学方法论最基本的书。在该书中,兰克恰当地贯穿了个别的就是普遍的思想,论述了什么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他强调,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指的是:存在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中的历史意义。它从某一时代开始显现,但不限于自身,在其他时代或其他国家也有体现。他在论述基督教为什么成为罗马帝国国教时谈到了这一问题。他特别指出:犹太教开始只是犹太人特殊的宗教,但其教义中人类只有一个上帝的观念,却产生了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从历史事实看,基督教传入罗马后,又从罗马传向了全世界,这使基督教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上述转变是个别的就是普遍的精神的体现。兰克还论述道,虽然罗马帝国向世界推行了基督教,但直到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才真正成为世界性宗教,这一过程也体现出个别的就是普遍的精神。基督教传到日耳曼人那里后,日耳曼人依据自身自下而上的民主传统,改良了原有的罗马帝国教会会议程序,逐渐在教会内部形成了自治和自决的体制,补充和完善了罗马帝国在国家权力层面建立的基督教统一性,最终使基督教实现了普及化。兰克认为,日耳曼人的历史特殊性,为基督教的世界普遍性提供了帮助。

 

兰克在论述近代西方君主、共和政体的历史时,也充分贯彻了个别的就是普遍的思想。他指出君主政体首先在法国产生,以后逐渐在西欧其他国家实现了,尽管各个国家的君主政体有不一样的形式,但其特征却有同一性。在论述人民主权与共和政体的产生时,也指出由于共和精神的普遍性,美洲革命才在欧洲产生了影响,并促成了欧洲的革命。

 

  三、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关键概念与关键原则

 

  围绕着“个别的就是普遍的”主导概念,历史主义史学认为,历史研究就是研究事实,而事实只应说明和叙事,说明事实就是证明历史客观性,历史客观性中体现着历史真理,具有历史真理的认识就是科学的历史学。从而形成如下关键概念:历史事实、说明、叙事、历史客观性、历史真理、历史科学性。以下将逐一地解释这些概念。

 

  历史事实。这一概念在历史主义史学中指涉多种含义:一是指涉事实是实体性构成,如指涉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二是指涉事实的载体是史料,史料证明历史事实的存在。三是指涉事实的表述。时间、空间、原因、过程、结果等为构成事实的要素,用来指涉事实的状态和表现。法国历史学家米涅曾说:“一桩桩的事情发生得多么连贯一致啊,他们又是如何地利用人作为媒介,利用事件作为时机,而必然地完成自己啊!……与其说是人指导着事情,不如说是事情指导着人。”[10](P341-342)历史主义史学认为,得到确定的历史事实就成为历史知识。

 

  在历史主义史学中,用来指涉历史事实的做法,习惯上体现于对历史的定义中,即把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在这一定义中,包含了历史由事实构成,研究事实就是研究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等含义。历史事实这一词汇是历史主义史学定义历史的关键概念。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这一定义还界定了事实的形式——它是过去的,即事件是已发生的过往。历史不仅与事实画等号,还与过去画等号。历史主义史学将人类的过去作为研究对象。这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鲁滨孙在其《新史学》中所说:“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11](P1)还说,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的过去,他的职责就是让人们了解历史,追问历史,就像回忆自己个人的行为和经验一样。只有过去才可以解释我们自己的现状和我们的事业。

 

  说明。由于把事实作为历史的根据,历史主义史学主张研究历史只能用“说明”的方法。事实是存在,对于存在只能说明。作为方法,说明的特质是用证据证明。在历史主义史学那里,研究历史就是研究事实,研究事实就是用证据做出证明。由兰克提出并为历史主义史学一直奉为信条的“如实直书”概念,在方法的层面上表达的就是这一意思。它指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应避免用概念作为框架去剪裁史实,而应在事实中探究历史的相互关系。论证问题时,以事实为据,没有事实不予论述或搁置不议。由此,叙述的方式是事实证明式的。历史主义史学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证据比阐释更为重要”。[12](P18)在进行论证时,往往从事实中存在的疑问起头,指出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与事实不符,继而分析问题与事实不符的原因,并用新发现的事实或是对原有事实做出新的解释进行解答。解决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用事实表述,以事实立论。历史主义史学所用的“说明”概念贯穿了反映事实、再现历史之义。

 

  叙事。在历史研究主要是说明事实和再现历史之观点的影响下,叙事自然成为历史主义史学的表述方式。科学研究的一大特征是,揭示客观存在于事物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也要服从这一目的。但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用概念而是通过提供证据和叙述事实进行表达。如,在历史写作实践中,历史主义史学家们把“事件的发生依照时间顺序来安排,这时,先前还很模糊的原因和结果就会变得一目了然”。[12](P68)为了满足揭示因果关系的要求,叙事要求区分什么事实是重要的,什么事实是关键的,什么事实应该着重叙述,什么事实可以一笔带过。选择和安排事实被认为是史学家科学研究能力的基本素质,是历史写作中“最重要的过程,是最困难、最棘手、最容易出错,也是艺术性最强的部分”。[12](P60)选择是叙事的真谛。叙事也不是不要概括,它反对的仅是用概念去进行概括,而提倡从事实中自然形成的概括。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道:“首先搜集事实,再以叙述性方式对这些事实进行安排的过程中发现自行出现的理论或历史的普遍性”。[12](P26)这是历史研究揭示普遍性的方式。一次,她在一部个人回忆录中发现尼古拉斯大公爵在1914年被任命为俄军总司令时流下了眼泪,她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当她在众多笔记中查寻到关于丘吉尔以及法国战争部长墨西拿哭泣的记述后突然明白了。巴巴拉写道:“我的下一句话几乎自己跳出来:‘1914年间有一种气氛使那些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而战栗。’”巴巴拉这次难得的经历的回忆,是历史主义史学处理叙事和概括相互关系简明而经典的文本。“1914年间有一种气氛使那些感受到它的人为人类而战栗”,这是概括,但不是概念式的,是事实的凝集和形象的概括。

 

  历史客观性。在历史主义史学中,历史客观性既指历史是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之外的存在,无论主观的历史认识主体是否意识到,只要是发生过的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也指历史研究的结果只有符合事实才是客观的,追求历史客观性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兰克如实直书的概念也包含着这一层意思,它主张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根据发现的事实讲述发生的事件。兰克在研究中世纪史时谈道:11世纪中叶,教会和国家之间产生重大分裂,虽然给社会造成了动荡,但却促进了欧洲的发展。他指出:“因为分歧和斗争都是事物发展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正是在这种对立和斗争中间欧洲精神才能逐渐成熟。”[6](P58)在谈到1415世纪欧洲历史即将发生的重大演变时,指出:“是事物的本性决定了在僧侣等级制度统治时代之后将出现另一个时代。”[6](P81)兰克把存在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事物的本性看待,把不同历史阶段的递进看成客观自然过程的思想,体现出历史主义史学认可历史客观性的方式与方法是反映论式的。法国历史学家斐斯特尔亦提出过和兰克相似的观点,他说:“历史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收集、解释并比较全部原文,就一定可以得到没有争执的结论。”[10](P368)斐斯特尔的意思是,在原始材料中反映着历史事实,你只要找到最合适的,就能得到客观的结论。

 

  巴巴拉曾对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认为的没有历史主体的认可,历史就不存在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她指出,卡尔曾说,未被记载的历史正如原始森林中的大树,在树倒下的地方,如果没有耳朵,哪来的声音呢?对卡尔的这一说法,巴巴拉提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它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错误的。问题的要点不在倒下去的树是否发出声音,而是它是否在森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这些痕迹影响了动物的生存规则,改变了道路的方向、阳光照射丛林的范围等,不论有没有人听到,大树倒下这一行为就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

 

  历史真理。指历史研究结论符合事实的提法。这一概念主张历史的因果关系存在于事实中,历史认识真理就是从事实说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历史主义史学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所在。在历史主义史学那里,历史真理与历史客观性是同义词,主张,只要叙述了客观的历史,就是揭示了历史真理。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一书中,兰克在谈到基督教对西方历史时代演变的影响时涉及这一问题。他在考察基督教为何在罗马帝国时期成为世界性宗教时得出的结论是:“基督教最为有利的因素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科学和辩证本性。”[6](P25)这里兰克用“科学和辩证”这样主观的词汇,表述基督教这一客观事物的本性,内含着的意思是:主观认知如果反映了事实的客观性,就是真知,而真知就是真理。历史主义史学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认识的真理性存在于历史事实中,历史研究产生的认识如果符合历史事实,就是历史真理。

 

  历史科学性。主张历史研究要以真实的事实为依据,考订事实的真伪是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历史主义史学强调,历史学是叙述真实的历史事实的科学。兰克曾说:“当我们放下手中的笔时,必须能够面对上帝说:‘我没有故意的或未经认真查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10](P19)历史主义史学把尊重和反映事实等于历史的客观性、真理性,最终等于历史科学性。历史主义史学提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应使它的读者永远不知道作者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还是君主主义者,是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派。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提出:只要以客观的态度,全面系统地整理材料,确定有关事实,这样写出来的滑铁卢战役,就会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13](P4)他甚至预言,随着档案的开放,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全部的资料”,这样一切有关人类的历史问题都“可以解决”,“终极的”“完善的”历史学时代即将到来。人类只有一种科学,这就是以事实为起点和归宿的历史研究。这是历史主义史学把历史事实作为历史学的科学性看待的最终表达。

 

  历史主义史学的关键概念一旦发生和确立起来,对什么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方式和途径、价值和意义、叙述的标准和形式等等,都形成了独特的实践行为,从而建构出历史主义史学的关键原则。如果说主导概念和关键概念具有较强的思辨色彩的话,那么关键原则侧重的是操作和实践的层面。在历史主义史学实践中,以下关键原则主导着历史主义史学的研究行为:

 

  要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建立资料的权威性,以满足如实直书的“实”的要求。兰克早年在阅读瓦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昆丁·达沃德》时发现,司各特的路易十一与康明(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谋臣)的回忆录中的原型并不相符,这促使他下决心,要让历史叙述服从权威根据的引导。在为他的第一本学术著作——《1494-1514年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以下简称《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一书所用材料的情况说明中,兰克指出:“作为本书基础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况下方可引用:他们是可以从上述材料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1](P223)兰克在这里解释了什么是材料的权威性。布克哈特也强调:与整理性文献相比,原始资料具有绝对优势。原始资料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用比较接近事实起源的形式来反映事实。“只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在资料上下工夫,那么资料中蕴藏着的重要信息一定会在某个重要的时刻或者命中注定的时间作为回报向我们招手。”[7](P18)对此,著名西方史学史专家古奇评论道:“兰克创立了考证的科学,使历史学家学会了只满意于当事者本人以及同他所述事件有过直接接触的人的文件和通讯。”[10](P215)历史主义史学对待第二手资料的态度是慎重的、有节制的,它在研究的最初阶段使用二手资料作为指引,以找出所发生事件的大体框架,但使用这些资料作为证据的时候非常少。

 

  要让历史的启示隐藏在事实中,让事实本身作出证明,无须把指明未来作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兰克在解释他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一书的科学价值时,这样说道:“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1](P223)兰克对历史学家的任务作了界定:根据发现的事实讲述发生的事件。布克哈特亦说:“假如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弃自己的个体性,并且能够同时以平静和不安的心情看待不久的未来的话,如同我们观看自然界的景象,比如在陆地上观察海上的风暴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非常充分地体验人类精神历史上最伟大的篇章。”[7](P257)历史主义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应该以弄清事实、再现过去为直接目的,而不应当在一开始时,就以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或道德戒律为追求。历史的政治性、道德性,是隐藏在历史事实中的,而这也就是隐藏在过去人类的行为和经验中,把事实叙述出来,其中自然包含着他们,无须有意识地把他们作为研究目的去追求。

 

  要以当时当地的视野为准绳,注重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把事实放在历史条件下分析,而不以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为标准裁量他们。历史主义史学坚信,分析历史事实的因果关系时应注重将它描述为一个过程,在前后相继的事实中找出原因,对其不得不如此发生和演变的趋势做出说明和描述,使结论具有客观的事实性,防止主观意图对历史事实的侵害。它强调,研究历史时应提醒自己,“我们所处时代的和我们个人的意图,这是阻碍认识的最为可怕的敌人”。[7](P9)“我们必须消灭我们内心的一切欲念。”[10](P357)“必须要像当时的人而不是像近代人那样看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9](P366)“在形成自己的论点之前一定要先对材料加以论述……无论什么样的题材,都必须从当时人们的了解和认知而不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写作。”[12](P7)

 

  要让历史的普遍性在历史事实的相互作用中呈现出来,避免用概念去指涉他们。这也就是,探求普遍性时,应注重历史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从他们当中寻找答案。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不应直接地用概念解说出来,而是应该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让事实本身来说明。历史主义史学经常关注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是:背景与事态、事态与事实、事实与演变、内部与外部、部分与部分、局限性与时代性等等。兰克曾说,他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虽然是叙事的,但它有力地证明了历史的关联性。而《教皇史》强调了教皇统治在统一欧洲文明上的普遍作用。兰克的最后一部世界史写作,是以叙述历史的统一性为宗旨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在《欧洲文明史》里叙述了欧洲历史的多种普遍性表现。如罗马帝国把市政制度、成文法律和帝国统治的观念遗留给了后代,基督教会贡献了崇高的原理和世界性的组织,蛮族为人们带来个人自由和自愿联合的习惯等。

 

布克哈特对历史的相互作用作过重要而充分的论述。他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就是以研究国家、宗教、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为主题的。布克哈特认为,首先,历史的相互作用具有普遍性,“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在其存在过程中从未起过制约作用或者只受到制约”,如“没有哪个宗教完全独立于与它相关民族的文化以及这个民族所经历的时代”。[7](P137)萨珊王朝、查理大帝的帝国、耶路撒冷王国的历史都可以为证。其次,历史的相互作用具有复杂性,在某一种关系中,这一个因素可能在决定方面起主导作用,而在另外一种关系中,另一个因素在决定方面起主导作用。如“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政治或者宗教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或者在很短的时间内,重大的文化目标似乎占据了至关重要的地位”。[7](P26)布克哈特从国家、宗教、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失衡中,研究了历史危机的一般现象,对相互作用造成的历史普遍性做出了说明。他指出,当三者关系严重失衡后,他们失去了与其本源之间的必然联系,结果被压制的因素会在一定条件下爆发,从而转瞬之间世界的进程异常迅速,通常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变化犹如稍纵即逝的幻影一样登场和退场。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是这种历史危机发生的典型。

 

  四、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辨析

 

  历史主义史学诞生以后,曾在19世纪独领风骚,使“历史学变成了研究人间事物的唯一方式”,变成了“唯一可以传授智慧的工具”。人们普遍地相信,“历史不仅是最切要的学问,它简直是唯一的学问,其他一切尽在其中。它是真正的记事史诗,是普遍的神圣经典。”[10](P525)古奇写就的名著《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为19世纪的历史学树立了一座丰碑。但对它的批评也一直不绝于耳。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如实直书”能做到吗?历史具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性吗?历史真理就是认识符合事实吗?如此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曾促进了20世纪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型和史学形态的转换。但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回首,这些批评有的存在过分否定的问题,有的属于发现了问题,但存在论证不充分的问题。如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和叙述历史哲学,从知识的建构论和叙述论出发,将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视为实在论,消除或否定历史客观性与历史真理性,仅从合理性的角度认知历史学,就属于过分否定的问题。20世纪的历史主义史学虽然已发现了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客体视为与历史认识主体隔绝的对立面是不对的,主张主体也参与了历史客观性的建构,但对于这一过程如何发生,其相互作用如何表现,则缺乏必要的论证。全面评价历史主义史学是一项内含多重目的的任务,作者在已发表的论著中对有些问题做过分析与评价,这里继续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③

 

  需要再次对“如实直书”概念进行探讨。在兰克的史学观念中,没有比如实直书概念更受到人们推崇,也没有比它有过多误读的概念了。兰克的如实直书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一种批判考证史料的技巧,也是具有哲学认识论高度的史学方法论。兰克所秉持的历史主义之实质——“个体的就是普遍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它提请人们要和当时的理性主义历史观、进步历史观相区别。兰克反对用观念统摄事实,反对把历史看成观念的发展的体现,它针对的是理性史观和进步史观。我们也应当从历史观的高度来理解他的观点。“历史主义不只是一种理论而已。它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的结合。”“它设定:‘总之,人没有本性;他所有的只是……历史。’”[10](P32)兰克的如实直书概念,是反对把抽象的观念笼罩在历史事实之上,但从不反对用观念思考历史。兰克重视历史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重视历史学和哲学的同一性关系,重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结合,这些都证明着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和运用辩证思维。他反对在历史研究中琐碎地、毫无原则地铺陈史料,提倡把握时代、国家、民族的大趋势、精神,一贯从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着手研究历史。遗憾的是,人们没有从兰克的思维方式、研究范式看问题,而是径直地把如实直书概念理解为不需要理论、观念和价值判断了。为此,一些人给兰克学派戴上了客观主义史学、史料史学等不恰当的帽子。④

 

  历史主义史学是有价值判断的。兰克的《拉丁和日耳曼民族史》叙述的是1494年至1514年的一段历史,只有20年。主要由意大利自由的丧失、西班牙王国的建立、美洲大陆的发现、法国国内的政治对抗、德国宗教改革及新旧教的对抗等历史事实构成。由于现实感的介入,兰克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将他笔下的民族视为一个共同体来叙述。对于这种特意的价值选择,兰克曾声明这是因为他:“更喜欢翔实地描述那些在历史舞台上非常活跃或是居于最重要地位的民族、国家以及个人。……详尽地阐述他们,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发展方向以及决定历史发展动机的那些思想观念。”[8](P108)所以,“不惜笔墨描述那些拥有纯正条顿或拉丁条顿民族血统的国家……除此而外的那些民族国家,将仅作为无关紧要的部分,只在必要时一笔带过。”[8](P107)显然,兰克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历史写作的。伊格尔斯曾中肯地评论道:“事实上,并非一切时代都同样地受到兰克的青睐……世界史对于它乃是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历史和中欧与西欧的历史的同义词。”[14](P33)迈纳克也指出:“为了给他的世界历史取得一种自我包蕴的结构并赋予它以一种集体的个性,兰克就必须对远东的各个民族和文化置之不顾。”[1](P440)上述评论指出了兰克在书中贯穿了欧洲以及日耳曼民族至上论的价值观,贯彻了个性与集体的个性相结合的方法论,准确而深刻。兰克的《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讲述了一部世界史,它从古罗马帝国而不是从古希腊讲起,这也是兰克贯彻他的价值观所导致的。兰克曾说,他讲述这部世界史的目的,是为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作思想准备,“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到久远的年代和陌生的境遇之中,尽管那些境遇对于当代仍然会有影响抑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却很可能远远偏离目标。”[6](P5)于是他提出,“整个以往的历史都汇入了罗马史,如同汇入了一条奔腾的历史长河。整个近代史是以罗马史为起点的。”[6](P13)西方史学界一般把古希腊史看作西方历史的源头,但兰克没有受到流行观点的束缚,他的现实感让他选择了从罗马帝国开始讲述西方历史。

 

  历史主义史学方法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在理论观点上,明白无误地宣称如实直书,强调历史客观性,但在史学研究实践中,承认价值观的导向意义,发挥价值观的主观作用。对这一矛盾现象,我们需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解答。历史主义史学诞生之前的欧洲史学,属于文学的一支,虚构、想象都被认作理所当然,人们对历史学的真实性心存疑虑。时代给当时历史学提出的任务,是如何在历史研究对象的层面上实现客观性、科学性。兰克通过运用考证方法确定历史事实的真伪解决了这一问题,确立了历史研究对象的科学性,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弄清楚这一点,对上述矛盾就可以理解了。在兰克所处的时代,理论上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历史研究对象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这让兰克在理论上,时时处处强调史料的真伪是史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否则史学不能跻身科学之业,为此他竖起了如实直书的大旗。但这并不意味着兰克忽视价值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渗入,兰克之所以没有对价值观的作用进行过多的解释,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理论上没有提出这一任务。因此,他虽然强调了如实直书的方法论,但在史学研究实践中,却并不回避价值观的运用。作为一位将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大师,兰克对哲学十分精通与厚爱,虽然他反对将哲学概念直接套用于历史,但极力倡导将哲学作为方法论运用于史学实践。历史主义史学反对是将历史概念化,而不是反对作为方法论的哲学。兰克下述的一系列主张,如:历史学家应对历史的普遍性保持应有的兴趣;对因果关系的相互作用给予必要的关注;对历史事件整体背景的进行积极探求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兰克具有高度的哲学修养和价值判断。以至于兰克告白道:“我们作为历史学家的道路将为我们引向哲学问题。如果哲学是它应该成为的样子,而历史又是十分清楚和完备,那么两个学科将完全一致。”[9](P99)

 

  同样精通和重视哲学的布克哈特亦强调:“伟大的哲学家解开了人类生活中重大的谜团。”“只有他们能纵观并驾驭每个个体与世界整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有能力为各个学科指出前进的方向和未来的景象”。[7](P206)由于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布克哈特在其《世界历史沉思录》中,特别强调了历史研究应当注重研究文化,从而提出了历史研究的题材是整体性的。他说,什么是文化?文化“包含了所有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所有为了表达人们精神和道德生活而自发产生的东西,所有社会交际,所有技术发明,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7](P25)“从广义上讲,而且相对于国家和宗教而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外部表现形式就是社会。”[7](P51)在书中,布克哈特从国家、宗教和文化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着手,考察了这三者各自的功能和他们之间的六种相互作用。即:文化受国家制约;国家受文化制约;文化受宗教制约;宗教受文化制约;国家受宗教制约;宗教受国家制约。从布克哈特的研究中亦可看到,他对哲学方法论的重视与运用。

 

  这里,顺带地我们对什么是历史主义,从史学研究范式的层面,似又可以多一层解释:历史主义就是哲学辩证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甚或可以简洁地说,历史主义就是历史辩证法,是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及表现。

 

  历史主义史学并非完全是实证的,它也有理论史学,这是将兰克史学称为实证史学的流行观点所忽视的。布克哈特曾指出:“在今天的世界,实用主义比以往更受重视,并且其范围也比以往更宽泛,这对历史研究也带来了好处。无论是以阐释的方式还是以叙述的方式与历史打交道,历史研究已经变得比以往有趣得多。”[7](P13)这段话里,布克哈特谈到历史研究有两大方式:阐释的方式和叙述的方式。他所说的“以阐释的方式”研究历史的做法即可归为理论史学。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历史主义理论史学的样板。该书从史论的角度研究大革命的起因、性质、结局、规律,反映了历史主义从历史事件中总结历史普遍性的做法,产生了广泛影响。书中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等章节尤其精彩,阐述了历史的辩证运动性质。鉴于此,阿克顿曾中肯地评价了托克维尔的研究,指出关于法国大革命史更加深入的研究是从托克维尔开始的。这是对历史主义理论史学的认可和褒奖。

 

  至于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堆砌史料,翻晒古董,缺乏概括,缺乏理论,缺乏时代感的现象,确实是应该受到批评和切实加以改进的,但把这些弊端归结为兰克历史主义史学的必然属性,则有失公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曾经所为就欠妥。在中国,把“如实直书”概念理解为只重视史料,不重视价值判断的观念也应作如是观。如把中国现代史学中一度出现的“史料即史学”的口号,归结为兰克史学的翻版等等,都犯了未能从本质上理解“如实直书”概念的错误。兰克似乎早有先见之明,预感到后世会对他产生误解,他在写出他的第一部著作时就曾交代说:“历史写作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领悟那些可理解的、一致性的、多样性的史实。”“历史研究需要取得这样的进步。”但经过这样的肯定后,兰克依然提出疑问:“然而大量的史料就必然会带来历史研究的进步吗?”[8](P110)他特意提醒人们,在写作历史时,必须再度把握住鲜活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公平对待历史时代,公平评价历史行为、思想模式以及道德准则,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与世界历史之间关系等所必不可少的。兰克将把握情感的重要性提到了与把握史料相等同的地位。“兰克毕生极重视收集史料,却未尝强调标榜史学就是史料学。”[15](P114)

 

  在史学研究中犯有忽视理论概括错误的人,不属于兰克历史主义学派,而是“狭隘的归纳主义者。他们只求对事实进行记录、整理、分类,把科学规律的发现寄托在实例多次重复后所产生的归纳上”。[16](P242)他们不懂辩证法,不懂哲学,和历史主义史学有原则性的区别。从兰克的书中,我们随时可以见到,知识不是从经验中得出的,而是从理性的智慧和经验事实的观察互动中得出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公正地指出,后人在批评兰克史学如实直书的方法论时,低估了其实际取得的成绩。“实则这种对科学方法的理想确实使我们的先辈抛弃了某些偏见。……通过艰苦的史料考证,积累巨量确切、可信的资料。这使得西方的历史写作,与以前任何可能存在的史书相比,都具有新的深度、视野、范围和精确性。这种学术传统的任何继承人都不应该嘲笑我们前辈的信念。”[8](P359)麦克尼尔还说,历史主义研究范式的合理性至今并不过时,“当一个被告受到凶杀的指控而试图证明无辜时,他不需要‘后现代’理论家的技术,而需要一个过时的历史学家的技术”。[17](P62)

 

  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为历史学成为科学奠定了初步然而是坚实的基础,它身上存在的局限,只应加以修正、补充、扬弃,而不应就此一概而论地加以否定。用“客观主义史学”界定兰克史学是不当的,定义为“实证主义史学”也有不妥之处,用“历史主义史学”称谓应是更好的选择。当然,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也存在局限,这将留在论述社会科学化史学研究范式的文章中进行分析。

 

  在当今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目不暇接的情势下,探究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这一“过去式”有何意义?意义在于:通过重温和阐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确立起来的方法论,加深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理解,深化什么是历史知识本质的认知。历史学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去探究科学、追求真理、表达意见,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做出了最初的规定。从事实出发研究、叙述、评论历史,并以客观性为准绳,以真理性为目标,以科学性为任务,是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为历史学奠定的学科基石。确切地理解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是认知、认同历史学的学科性与知识性的必要前提。

 

  进入20世纪后,历史学的形态和研究范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历史主义史学及其研究范式的科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超越,新的史学体系和新的研究范式不断涌现,但要认清历史学新发展与新变化的意义,其前提是追根溯源。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成就和意义如何?又如,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后,历史学诞生了社会科学化史学的新样式,而支撑它的科学研究范式是如何的?其创新性如何体现?创新意义如何理解?存在的局限性又是什么?要确切地弄清这些,就必须将其与历史主义史学及其研究范式进行比较。

 

  20世纪后三十年,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对历史学的实证性、客观性、真理性的批驳,在某些方面动摇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观念论”“叙述论”大有取代“反映论”之势,以致人们产生了历史学作为实证知识是否还有可能的疑问。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西方叙述历史哲学曾宣称的历史学就是文学的观点成了现实,历史学不再作为一门科学知识而存在,那将是人类科学事业的重大损失与缺陷。历史学是以人类以往经验事实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担负着鉴古知今的知识职责,如果它失去了往昔的科学地位,总结、利用、发展人类经验智慧的活动将无从谈起。

 

出于上述三个原因,从近代历史学产生之时的情势,对历史学作为科学确立起来的研究范式进行探讨是恰当的和必要的。历史客观性、历史真理、历史科学等这些概念,对于在历史学领域中久经征战的人来说,因为过去说得太多,现在对其可能已有冷漠之感;而对于新近进入历史科学园地的年轻人而言,又会因有隔离之感而不解其意。“温故而知新”是科学创新必不可少的机制之一。时下不是流行“做事要不忘初心”的说法吗?历史研究要做到不忘初心,需要回到19世纪那个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背景、时刻、途径、方式中来认知它,而这无非就是认知历史主义史学研究范式而已。

 

  注释:

 

  ①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迈纳克研究兰克的民族思想时,发现“以科学为主要方式的研究并不应该缺少对于概念的明确界分与严格分类,应该对‘文化民族’‘国家民族’‘自由的民族国家思想’‘保守的民族国家思想’等一类概念予以解剖。然而兰克却从未提及它们,即便他在历史写作时经常涉及它们,也曾对它们进行过充分的观察”。[2](P211)

  ②中国研究库恩的专家李创同指出:“在1965年,库恩将规范解释为:某一科学研究主要依赖于典型范例而建立的那种‘范式’概念。”[4](P260)

  ③参见李杰:《历史观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杰:《重建历史客观性》,载于《云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④如有学者说,兰克“在1824年奠定了后来以历史主义的名称闻名于世的学说的基础。……即认为过去的事件或多或少是可以直接认识的。”他认为,“按照这样的设想而不带任何修饰地严格描述事实,无疑是我们的最高法则。”(唐纳德·奥斯特洛夫斯基:《论史学理论的类型》,齐亚译,《第欧根尼》中文精选版编辑委员会:《对历史的理解》,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74)又如,加达默尔曾说:“历史客观主义由于依据于其批判方法,因而把历史意识本身就包容在效果历史之中这一点掩盖掉了。历史客观主义虽然通过其批判方法从根本上消除了与过去实际接触的任意性和随意性,但是它却以此安然自得地否认了那些支配它自身理解的并非任意的根本性前提,因而就未能达到真理。”(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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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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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7月05日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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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黑格尔偶然性论题的继承与超越